1983年6月，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际，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。这个消息传到邓颖超耳中，她并未仅仅表达祝贺，反而特意把李鹏唤到身边，语气平静却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位置变了，责任也更大了。一定要保持谦逊，永远不要与群众脱节。”这一番话分量极重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李鹏是一个烈士的孩子；而对邓颖超来说，他更像是她和周恩来共同关注与照料的幼者。这种关爱中既有浓厚的亲情，也包含着来自革命大家庭的严厉教诲。

李鹏于1928年10月在上海出生，父亲李硕勋是中国早期的革命者，母亲赵君陶同样参与革命事业。1931年，李硕勋因叛徒出卖在海南被捕，面对酷刑坚毅不屈，最终于9月英勇牺牲，享年仅28岁。当时的李鹏年幼，仅有3岁，对父亲的记忆几乎已不复存在。赵君陶带着李鹏遍历辛苦的生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周恩来夫妇始终牵挂着这一对母子。1939年，邓颖超在成都找到赵君陶，并尽力将李鹏接到重庆。在首次见面时，李鹏的头上绑着纱布，当邓颖超询问他受伤的原因时，得知是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而跌下床，心中不禁感到心疼。

在重庆，由于局势紧张，李鹏无法在同一地方久留。周恩来夫妇于是在安排他接受照料和教育，并设法将他送往延安。在他出发前，邓颖超赠予他一床新丝棉被，但李鹏觉得这份礼物过于奢侈，迟迟不肯收下。周恩来则幽默地说：“要轻便行军，听你邓妈妈的话。”这不仅是一句随意的嘱托，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心中，他们从未有过亲生孩子，却始终关心那些失去父母的革命后代。周恩来曾提到过，他们拥有“十个孩子”，指的正是这些因革命而失去父母或家庭无力照料的孩子。对于李鹏，他们给予的不仅是温暖，更设下了严格的规矩。

在延安，周恩来会询问李鹏的学习情况并检查他的作业，发现他有些驼背时还提醒他要保持挺胸。邓颖超则更加关心他的生活起居，甚至包括性格和习惯的养成。她总是提醒李鹏，孩子的需要不能被过度满足，虽然生活中会遇到困难，但精神层面的要求不能减弱。李鹏后来的回忆中提到，周恩来的做事风格严谨细致，对待他人则谦逊有礼，这些细节对他的影响深远。邓颖超的教育也同样生动，她强调，要时刻保持自我警醒，不应因成绩骄傲，而是应时刻铭记自己肩负的责任。

因此，1983年的那次谈话并不令人意外。李鹏从基层工作起步，长期在电力和能源行业深耕，担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后，1983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，面对的是与经济建设，能源供应和交通发展相关的真实问题，他不能仅仅依赖文件和会议来了解情况。邓颖超的提醒，实质上是周恩来夫妇多年教诲的延续。母亲赵君陶也对李鹏要求严格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，他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专业知识，起初不愿前往，母亲便对他说他过于目光短浅。1955年回国时，李鹏主动要求在基层工作，从具体技术入手，积极参与建设。

担任副总理后，李鹏负责能源和交通的相关事务，并参与“七五”期间的能源交通发展方针的制定，积极推动电力和重大科技装备的发展。他关注煤炭供应和基建体制改革，这些虽不显山露水，但直接影响了工厂的运转、铁路运输以及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。其后，他担任国务院总理，期间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与建设，并关注移民安置及生态保护的问题。此外，在扶贫、社会保障及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，也积极推动过多项工作。他始终铭记邓颖超那句“不要脱离群众”，这不是简单的口号，而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。

在1992年7月10日那晚，邓颖超病重，奄奄一息。身旁的人听见她微弱地呼唤：“李鹏……”而这是她临终前所说的最后几个词之一。这一名字背后，牵动着烈士后代与革命家庭的深厚情感，也承载着周恩来夫妇半个多世纪的牵挂。李鹏始终没有忘记这份叮嘱。在任职期间，他也曾要求子女遵守家庭规矩，不得夜不归宿，不向他人借款，不收受礼品。这些要求看似琐碎，实则延续了当年革命干部对家庭风气、工作作风和权力边界的重视。

李鹏于2003年卸任，2019年7月22日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0岁。邓颖超留给他的那句教诲，伴随的并不是一时的升迁喜悦，而是一个革命烈士后代在重任上必须不断面对的重要课题：职位越高，越要了解自身的来源和应履行的责任。